多年以前，谁也没想到未来有一天，计生办的要负责催生，城管大队要开始发展摆地摊。现实如此魔幻，但并不妨碍地摊经济火爆。
据《深网》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成都、济南、郑州、石家庄、西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纷纷启动了“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计划，适当松绑地摊经济。在成都，一年轻女子白天在服装公司上班，晚上出门摆地摊日赚，她称自成都允许临时占道摆摊后，那天买了一辆二手奥迪奖励自己。
地摊经济蜂拥而入、喜闻乐见，可商铺店主们却如临大敌，集体哭诉道，“我们才是弱势群体，有谁可怜我们？”
其实不然，如今松绑地摊经济的城市也大多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也就是说，你要是觉得地摊妨碍了你的生意，大可以自己摆摊，公平竞争，还能沾点地摊的烟火气。
但意外的是，地摊可能进一步恶化三四线城市商业广场或购物中心的处境。
当消费降级逐步从低收入人群扩散到新（伪）中产等各个阶层，当以往逛商场的消费者开始自发去夜市摆摊，疫情过后消费力的释放未必在商业中心。
过剩的危机，繁荣的假象
开业时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开业后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是很多城市商业综合体或购物中心的一个普遍现状。
年9月，合肥胜利路与明光路交口太阳城莱迪广场4楼的一家网吧内，管理人正在做最后的清扫。年事已高的他原本是和自己的女婿共同筹钱建起了这家网吧，本指望着能靠这家号称要打造“安徽时尚第一城”的莱迪广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可没想到才营业一年，整个4楼商场的店铺就走的差不多了。
有一家商户称，“这里是年10月份开业的，不到2年时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没人来，至少9成的商家都已经撤场了”。
这仅仅是合肥市商业广场生存危机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年左右合肥有将近12家综合体几近倒闭，比每年新开业的还多。
商业综合体过剩，在一二线及三四线城市均有体现。年发布的《全球购物中心发展报告》显示，深圳在建购物中心万平方米，位列全球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人均零售商业面积保持在1-1.2平方米之间为佳，而排在第一位的南山区人均购物面积为1.54平方米。过剩危机导致一二线城市商业综合体的空置率居高不下。
至于三四线甚至以下城市，很多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小县城或市区，一下子挤进十多个购物中心，人均商业面积直逼一二线城市。不过等这些商业广场一建立起来，首先就卡在了招商上，大品牌根本看不上小城市的消费能力。
事实也确如他们担忧的那样，超出城市负荷的商业广场很快就透支了当地的消费力。
是地产投资方没有考量过城市人口密度和消费水平吗？并不是，他们只是高估了人流量的商业价值，而细究其中缘由，也有地摊经济的部分“功劳”。
前两年，各地积极创城，对地摊经济经常采取“一刀切”，很大一部分普通消费者实际上是被“驱赶”到了商业广场，制造出繁荣的假象。即使是喜欢追逐潮流和品味的年轻消费群体也不例外，因为大多数人的开销仍受限于还完房贷后的消费水平。他们逛街、购物、看电影，是把商业广场作为消费场景之一，但绝不是日常消费的核心。
一位小镇青年表示，“工资是涨了，可还是没钱用，也不知道花在哪了。每月8号还完近元的花呗，到月底能有一顿夜宵钱就不错了”。
财富“洗牌”，新中产也没有报复性消费
疫情影响下，公司裁员、缩招，员工失业、减薪，再加上各行各业大起大落，到最后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新一轮的财富变化。而在这种财富变化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新的消费倾向。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据西南财经大学与蚂蚁金服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年一季度，低收入的家庭受疫情影响，财富缩水较严重，高收入的家庭，财富反而增多了。显而易见，失业、降薪、亏损最先波及的总是低收入人群或家庭，而高收入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不过，对于商业综合体来讲，他们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