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秋树编辑：贾方方
来源：婚姻与家庭杂志（ID：hunyinyujiating99）
不为取悦这世界，只为取悦一下自己。——小婚家
近年来，
中国广场舞大妈遍地开花，甚至走出中国，跳到莫斯科红场、巴黎卢浮宫，跳上《华尔街日报》！
她们也因此背负了很多负面评价：
为争夺跳舞场地，群殴年轻人；跳到了全世界，惨遭投诉……
事实上，
很少有人去挖掘整齐划一的舞姿背后，每个广场舞大妈缤纷的人生与故事。
走近她们，每一个展开的故事都会让你看到一个与你印象中不一样的大妈。
01
你只看到她的美好，却猜不到她的悲苦
郭莉今年63岁，
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初中数学老师，
而她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五棵松广场舞大妈的领队，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郭老师。
郭老师每天晚上6点钟准时将音箱搬到小广场，7半点准时收摊。
每隔一周，她就会从网络上下载最新的舞曲，教老伙伴们新的舞步。
这支从前只有七八个人的小广场舞队，慢慢地发展到如今近百人的规模。
人多了，事情也就多了。
年的夏天，
一位新来的李阿姨当天没有学会新舞步，快结束时想请郭老师再教她一会儿。
可是，郭老师说家里有事，教不了了。
这让李阿姨很不爽，当时就变了脸色：
“你一个退休老师能有什么事啊？不就是耽误你几分钟吗？你这么排外，这支队伍早晚得被你带散伙了。”
郭老师什么也没说，把音箱收拾好，推着手推车走了。
结果，几十号人把李阿姨团团围住。
他们告诉她：“郭老师不是不教你，这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广场舞时间，是她一天当中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极限了。”
原来，
郭老师家里有一个40岁的脑瘫儿子，老伴儿肠癌复发，刚刚做完手术。
李阿姨听罢号啕大哭，强烈要求去郭老师家登门道歉。
当初，郭莉组建广场舞队，是因为心理医生的建议。
郭莉的老伴儿经历了二次肠癌手术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精神状态特别差。
再看看家里那个同样不能自理的脑瘫儿子，他开始有些抑郁。
一家三口中有两个这样的病人，郭莉的压力可想而知。
有一次，
心理医生给老头儿做完会诊，委婉地建议她：
“作为家里唯一一个健康的人，你的心态很重要。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排解这些压力，比如跳跳舞、唱唱歌什么的。”
刚开始，
郭莉只想唱唱跳跳调节下心情。
谁知，
每天走出家门的一个半小时，不仅释放了压力，还认识了许多姐妹。
随着交往的加深，
她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姐妹们绝非她们在大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般兴高采烈，其实每个人的负担都很重。
有自己身患重病的，有需要照顾老年痴呆父母的，有因为帮子女带孩子做北漂的，有身陷糟糕的婆媳、婚姻关系之中无法自拔的……
无论哪一个人的故事，都足以撑起一本书。
而广场舞是她们向不易的生活借来的一小段奢侈时光，不为取悦这世界，只为取悦一下自己。
跳起来，然后勇敢地继续承担下去，这是许多中国广场舞大妈的倔强与坚强。
她们或许不具备舞蹈的条件，但最能理解舞蹈的意义。
舞蹈不能化解苦难，但它可以改变面对苦难的态度。
你的烦恼与苦难绝非孤案，活下去，活好每一个当下。
02
活在C位，储蓄一群“老伴儿”
刘香梅今年53岁，
加入广场舞队伍已有5年的时间，是大连人民广场民族舞蹈队的骨干。
作为大连某国有银行的职员，
她因为加入广场舞这件事，没少遭到朋友同事的嘲笑，
说她：
“还不是大妈，却强烈要求加入大妈的队伍。”
可是，她从不解释。
舞蹈是她儿时的梦想，可那时候没有兴趣班，顶多就是在大型运动会时排练个团体操。
进入准退休阶段时，
她曾经问过自己：
退休后的生活怎么过？
而舞蹈令她眼前一亮：是时候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了。
于是，
她不惜重金与时间，从零基础开始跟专业的民族舞老师学习，一边学，一边去广场上练胆。
一个人，一个小音箱，翩翩起舞。
渐渐地，开始有人跟她学习，一个、两个、三个……
直到今天的60多个人。
刘香梅对她的队员们是有要求的：
跳舞时必须化妆，穿舞蹈服。
她就是要这种仪式感，这是对艺术和自己起码的尊重。
这是她们舞蹈队的门槛，
那些不赞同这种观念与做法的人，不在她们欢迎的行列。
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美被压抑、活得无比粗糙的一代人。我就是要大家盛装出演，拿自己当回事，即使没有镜头，也要活出C位。”
5年间，
刘香梅和她的这支民族舞广场舞蹈队越跳越出名。
她们每半年去养老院义演，不仅应邀参加了大连许多企业的年会，还参加了央视《我要上春晚》的海选。尽管最终落选，但她们回到大连后，还是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酒桌上，好多人泪流满面，回忆整个赛程幸福满满。这辈子，登一次这样的舞台，就算不白活。
一个人的无私常常会带动一群人的坦荡。
不忍刘香梅太辛苦，有人开始学习摄影；有人在老伙伴家有人病倒时，送饭陪护；有个别家属反对时，这些姐妹集体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
她们蓦然发现，年老时的友谊更纯粹。
刘香梅说，
她不仅在晚年时实现了自己的舞蹈梦，最重要的是，她储蓄了一群后天的家人。
当很多同龄人身陷退休综合征的折磨时，
刘香梅却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充满期待，
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从中年就开始规划晚年了。”
知乎上，
一位广场舞大妈的话风趣又感人：“我要跳得足够快，让孤独追不上我。”
此话有理，
一个被爱好、老友、学习与进步撑起的晚年，还哪有时间孤独郁闷？
作为看客，
我们看到的只是随音乐起舞的一群大妈，
可对大妈们来说，舞蹈是她们送给自己的生命礼物：
当我老了，以不再年轻的年纪，打开自己，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激情、勃发的生命力，这是女性对于日趋死气沉沉的中年危机的一种对抗，对时代缺陷的弥补，更是对晚年生活的一份妥善安置。
03
打开自己，活出最舒展的时光
蒋新芳今年65岁，
10年前和老伴儿李民生从沈阳老家搬到了深圳景山小区。
因为儿子毕业后在这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没人照看，他们不得不来帮忙。
后来，
孙子上了幼儿园，老两口都大病了一场，
突然间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了。
最令蒋新芳恼火的是，
老伴儿失去了生活的抓手，
开始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她的身上：
吃饭时嫌菜咸了，睡觉时嫌空调用得多了，还老催着她打电话让儿子一家3口回来吃饭……
有天晚上，老伴儿喝了点酒，又开始找茬儿。
蒋新芳一气之下，饭也没吃，一个人躲到外面散心。
在家门口的小广场上，她看到了一群跳广场舞的人。
她干了一辈子机床，从没跳过舞，可不知为何，那一刻，她几乎是带着豁出去的劲儿加入了跳舞的队伍，站在后边跟人家学着跳。
好几个人看着她，目光里满是嘲笑加嫌弃。
蒋新芳实在跳不下去了，怯怯地走了。
一边往家走，一边忍不住流泪，她感觉自己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
虽然李民生平时总跟蒋新芳吵架，可真见她哭反而毛了，赶紧倒水、擦眼泪、问原因。
当得知是跳广场舞被嫌弃后，他的倔劲上来了：
“别哭了，我明天带你去！我就不信了，你能把车床摆弄得俯首贴耳，一个破广场舞咱学不会？”
老头儿说到做到。
第二天晚上，他拿着儿子买的DV一顿狂拍，回家在电视上播放，带着蒋新芳一起学。
白天学，晚上学，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终于让蒋新芳把那12支曲子练得滚瓜烂熟。
等到蒋新芳再出现在小广场上时，根本看不出来是新手上路。
跳得好了，来搭讪的人也就多了，还有刚加入的想跟她一起学。
蒋新芳也热心，来者不拒。
通过跳舞，她很快就找到了七八个东北老乡。
有了广场舞这个支撑，蒋新芳的异乡生活顿时有了支点。
她和她的老伙伴们时常去参加各种广场舞大赛，获不获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年纪还可以盛装出场，活出共同的高光时刻。
李民生也在培训蒋新芳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从此每天拿着DV四处拍摄广场舞。
别的小区引进了什么新舞蹈，他都给拍回来，供老伴儿参考学习。
他还义务地当起了摄影师，给她们拍视频，成了大妈们交口称赞的“模范老伴儿”。
事实上，
李民生心里很感激老伴儿，是她踏入的这个广场舞圈让自己在深圳有了交际圈，可以真正把异乡当家乡。
有多少在外地工作的儿女，就有多少老漂族。
当儿女们忙于工作而无法陪伴左右时，是否有爱好和圈子决定着老漂族晚年生活的质量。
广场舞是最开放的社交平台，能让老漂族大妈们摆脱水土不服，迅速地找到组织，是他们融入异乡、建立圈子、安放自我的媒介。
04
最恣意也最不易的一群“小姐姐”
当然，凡事皆有两面。
恰如勒庞在《乌合之众》说，集体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它可能让人以抱团的方式变得更自私，更蛮不讲理，更不顾忌他人的感受，更容易触犯他人。比如一个大妈上街，她是很低调的，路见不平时可能会忍气吞声。可是，当一群大妈聚在一起后，人家的篮球场，她们也敢抢占。以集体的名义制造噪音、抢占地盘、唯我独尊，也是“广场舞大妈”这个称谓被黑化的主因。
但从积极的一面讲，它让人更有勇气、更外向、更开放。这也是中国广场舞大妈遍地开花，甚至走出中国，跳到莫斯科红场、巴黎卢浮宫，跳上《华尔街日报》的原因。
广场舞是她们自我开辟的编外集体，一个朝气蓬勃的养老社群。
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人生，你会忍不住感叹：
其实她们才是中国活得最恣意也最不易的一群“小姐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