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争议性的去“数字迷恋”
摘要：但在我们的里，数字似乎总代表着指标，规划代表着急功近利，大师们意味着粗制滥造——在我们的惯用情绪之中，官方表达着蓝图的优雅姿态下，少不了的是我们的悲哀和愤怒。但实话说，我并没那么悲哀和愤怒，因为行*化的数字表达，不只是在生物科学领域，况且类似的情境总是轮番上演。这就可以解释此种做法与所谓励志机制偏离而招致的一片骂声
近日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年)》，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培养造就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目前，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25万余人，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创新人才依旧短缺。(1月4日中国)
将某一目标量化数字化，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做法；有志于培养顶尖科学家，自然也可视为一种励志机制。但在我们的里，数字似乎总代表着指标，规划代表着急功近利，大师们意味着粗制滥造——在我们的惯用情绪之中，官方表达着蓝图的优雅姿态下，少不了的是我们的悲哀和愤怒。
当然，之所以哀其不幸，是因吾国大师竟然寥寥可数；之所以怒气不争，是因既知其咎，然竟无人致力于改变现状。但实话说，我并没那么悲哀和愤怒，因为行*化的数字表达，不只是在生物科学领域，况且类似的情境总是轮番上演。这就可以解释此种做法与所谓励志机制偏离而招致的一片骂声，这是最不幸的情况，因为当争议声归于一致表达，对此工程的期望值便越低，其实用价值也就越小。
我们总在想着钱学森之问。倘就事论事，大师难出，总与行*姿态有关，比如将科学家指标化目标化，也总搁置在权力领域内。这足以解释，面对学术与权势纠结，我们都要往权力吐一口唾沫。学术怎么能沦为权力的附庸呢？在这些常识前，我们没有争议，而没有争议的结果，便是改革的势在必行。
这一情况我们已不鲜见。官方再玩弄起“数字迷恋”时，我们也很难被煽动和被兴奋，当面对经济数据的各种华丽时，我们开始只盯向自己的钱袋；当官方津津乐道于培养“中国的乔布斯”时，我们学会盯紧“乔布斯”的财*支出——我们从当初对大词和大字的兴奋，转向没有争议性的悲哀和愤怒；或者我们都只会摇摇头，向“数字迷恋”表达着厌烦和鄙视。这仿佛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不知道官方在出具这些宏伟目标时，是否想得到，无论自己声称要培养多少顶级的科学家，都已经难以契合公众的兴奋点。而没有争议性和兴奋点，意味着励志作用的失效，制造动力的失落。我想我们都开始适应，官方数据向来只是一个口号，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华丽的到位与否，而不是步步为营的落实。
痴恋数字，是官方行*的一大爱好。但如今，这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共鸣，也难以获得更多的争议性。既然我们越来越多的讨厌大词和数字，越来越欣赏务实和认真，这似乎就足以预示着，新时期更应去数字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