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书影。本书以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的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与陶然亭为个案，借以一一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治团体这五种人群的生活及表现，同时也分别反映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治等功能，借此折射清末民初北京的现代性转型。供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十年前，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我赴哈佛大学访学，着手北京公园的研究，起手写的就是“世界人的乡愁”，这部分最后成为本书的附录。在我当时的笔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以“大地各国园林”皆为我所有、四海为家的气魄，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投射了个人意气风发的心态。十年后，我再赴哈佛访学，为即将出版的书稿撰写后记。当我翻看自身多年前所论述的康有为在“国人”与“世界人”的身份认同之间往返挣扎，尤其是康有为自剖心迹的“临睨九州，回头禹域，则又凄怆伤怀。故乡其可思矣，亦何必怀此都矣”等语，不由心有戚戚，感慨万千。十年一觉，大梦初醒，恰好为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画上一个圈。
我们这一代中国80后大多有儿时学校组织赴公园春游秋游的经历，列队去福州小西湖改建的“西湖公园”，归来还要统一写作文，是福州小学生每年的例行公事。而我自小长大的家毗邻福州的“温泉公园”，迄今假期归家，我依然会保持饭后与母亲赴公园散步的习惯，“红歌大家唱”和广场集体舞更是母亲每晚的保留节目。当时的我尚不明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但私人的感性经验，却使我对于公园始终怀有天然的敏感和亲切。现在想来，这两个公园其实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典型的公园模式：前者是将既有的中式传统园林开放，后者则是另起炉灶的西式绿地公园。同时，上述对于公园的两种使用方式——青少年的春秋游，与中老年的广场舞，实际上都与共和国时期对于公园作为“人民的公园”之蓝图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常遇到同行学者或关心或怀疑地问我：为什么要做公园研究呢？也许正是这些切身的经验，令我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